该法条中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是生产主体实施的违法排污行为(包括超标排放与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两种类型)，属于典型的作为违法。
[12]人事与组织合法化要求从代议机关至每一位行政人员都分别可以找到一条不间断的人事与组织合法化链，这条链不得在中间被一个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合法性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切断。1.功能与制度合法化 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宪法第3条第3款明确设立了行政机关。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与此不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依据合法化链理论，立法是事务与内容合法化中最为有效的手段，国家法律的合法性来源于代议机关的合法性，进而来源于人民。在此，行政活动不仅包括那些外部行政行为，还包括不直接发生外部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往往是为未来实施的外部行政行为创造条件的，同样属于行使行政权。与此相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也要高于本级行政机关。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政府的各部门内部，而且体现在各级政府层面。
随着党政机关合并合署改革的推进，从宪法理论上分析党政关系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此相应，宪法第90条规定，部长、主任有权在一定范围和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本文的研究是从合宪性解释的宪法适用性质这一理论基点开始的，后续的论述都是对这一基点合乎逻辑的展开。
（一）从特殊到一般的解释方法 合宪性解释作为解释方法具有特殊性，在我国学术界具有普遍共识。民法是以私人自治为前提的保障私权利的法。究其原因，这与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的宪法适用性质缺乏清晰认识、对合宪性解释宪法实施意义的严重低估直接相关，也与宪法同其他部门法研究的严格划界密切关联。除此以外，合宪性解释作为解释方法的属性、法官义务的性质等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这实际上为法院设定了审查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符合性以及判断是否运用合宪性解释的义务。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设定将促使合宪性解释理论体系作出相应调整。
[17]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宪法规范经抽离行为主体、行为内容以及义务主体，就可以得到宪法规范的客观价值秩序。总之，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解释技术问题，其会影响乃至决定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22] 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7页。
以被认为是德国法上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吕特案为例，[33]本案若不根据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对民法善良风俗条款进行解释，裁判结论将是完全相反的。[56]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页。合宪解释的过程也是宪法解释的过程，至少宪法解释是合宪解释的第一步骤。无论当事人间的关系是法律行为关系还是事实行为关系，只要案件事实中存在公共利益因素，就应当启动合宪性解释。
最后，宪法和民法在调整方法上具有异质性。三种类型的事实条件中，前两个条件属于主体条件，后一个是内容条件。
对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忽略又意味着当前合宪性解释的运用主要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45]上述精神被近代民法再度确认，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责任自负被视为民法的基本理念。
目前的合宪性解释理论，主要是从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方法这一基点上展开的。离开了对宪法的理解，合宪性解释便无法完成。对于如何在法律规范的多种解释方案中做出选择或排除，宪法发挥了判断标准的功能。[10]上述学者阐述的合宪性解释条件尽管内容各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规范层面的条件。限于研究主题、篇幅以及目前思考的局限，本文对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合宪性解释一般原理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然而，需要具备事实条件是一回事，是否需要将事实条件明确列出是另一回事。
[11] 参见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51页以下。这种调整方法上的倾斜性，意在使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和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实现力量对比上的均衡。
合宪性解释直接面对的是多种法律规范解释方案之间的选择或者排除问题。[16] 认定特定事实是否该当于法律规范要件的涵摄是法律适用的核心。
（二）社会公权力事实 传统法学理论体系中，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公权力问题。在合宪性解释适用条件不明、适用与否需依赖法官自由裁量的情况下，这是可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三）公共利益事实 前文主要是从民事争议主体的角度对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进行分析。（一）设定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正当性 有关合宪性解释性质的讨论容易在有意无意间造成不必要的学理误会，[15]但其对于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探究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28]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在未对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加以设定的情况下，将合宪性解释确定为法官的羁束义务，难免会造成合宪性解释的泛滥，从而破坏私法自治秩序。
上述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形成了民法合宪性解释理论的完整体系。[31] 无论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设定还是规范条件的限制，根本目的都是避免合宪性解释的滥用，防止宪法对部门法过度入侵，保障部门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作为宪法适用的一种形式，合宪性解释对宪法实施的意义不可估量。因为一旦将合宪性解释纳入传统解释方法的范畴，民法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就会变为常态，民法既有体系的自治性就难以获得保障，甚至会面临被宪法殖民的危险。
[47]法院所说的该项服务内容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实质上是以宪法言论自由条款解释了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中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内涵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对合宪性解释的运用。然而，多元解释说的目标并不能实现。
当私主体间的关系属于法律行为关系时，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便应得到尊重，除非约定构成严重的恣意，即严重超过一个理性人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否则不宜启动合宪性解释。[50] 前引[3]，张翔文，第115页。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践》，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有关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研究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横向上可以延至刑法合宪性解释、行政法合宪性解释等其他部门法合宪性解释领域，纵向上可进一步追问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条件、合宪性解释的解释规则以及作为合宪性解释理论基础的宪法客观价值秩序等问题。
我国宪法序言中关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及一切国家机关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的规定表明，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审理民事案件时进行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规范依据。如果另外一方当事人对此不服，其可以在符合法律审级规定的前提下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
[47] 我国合同法（1999）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一方主体属于国家权力主体或者双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内容涉及国家利益，是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案件必须具备的事实条件。
这是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羁束义务在法律后果宣布阶段的重要体现。只要是法律适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事实条件，宪法适用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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